正值热浪之中。 法国某地已形成倾盆酸雨的不祥云层。 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势不可挡地前进，迫使人们走上道路，并引发了一场普遍的恐慌运动。 在一个即将沉没的世界里，一个离散的家庭（扎德、玛丽和他们的女儿塞尔玛）必须团结起来面对这场气候灾难并试图逃离它...

在离法国巴黎不远的一个郊区小镇中学里，女主作为新官上任的副校长，对新工作充满责任心和热忱。而她面临着多年学校遗留的顽疾教育问题，即差班生管理的问题，颇为困扰。此种教育制度严重限制了学生的健康成长，后来经过师生们的共同努力，取消了差班制。针对“差生”的天分和喜好，把他们分配到了特助班，因材施教，让他们发挥特长，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正确的指导。

一个男人想和女友组成一个完整的家庭，但女友却无法怀孕，这位男性决定让自己来承担这个责任（生孩子），因为ta之前是一个女人

1968年，电影导演让·吕克-戈达尔已经获得了太多的成功。 这一年，电影界前辈、法国电影资料馆馆长亨利·郎格洛瓦提出了整个电影史应该以"戈达尔前"与"戈达尔后"两个概念来划分的论点。在他看来，38岁的哥达尔结束了一个时代也开创了一个时代。 著名作家路易·阿拉贡早在1965年就已经说过："今天的艺术就是戈达尔。"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也宣称："在戈达尔的影片里，学问太多了。" 其实，除了处女作《筋疲力尽》获得1960年西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奖、《狂人比挨洛》获得1965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青年评论奖、《中国姑娘》获得1967年威尼斯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外，戈达尔导演的其他几十部影片，并没有给他带来很好的声誉，大多数观众看戈达尔的电影，不是不知所措，就是焦躁不安。 或许，戈达尔生来就是电影的敌人。 在1967年拍摄的《周末》里，他让动作停止--两个倒垃圾的人直接对着一部摄象机谈话，长达7分钟之久。在这部影片的开头部分，一个仅仅穿着乳罩和短裤的女人，坐在半明半暗的一张桌子上，直接对着一部推近拉远的摄象机说话，详细的叙述她参加的一次狂欢。这个段落也持续了好几分钟。思想激进的戈达尔，用这种方式与好莱坞抗衡。因为在他看来，好莱坞电影流畅的剪辑和快速的节奏，是为了迎合观众，进而麻痹观众，使他们沉湎在白日梦中，甘心情愿的忍受资产阶级的剥削。他甚至认为，电影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，要反抗资产阶级，就需要把电影的传统全部粉碎。这样不象电影的电影，才使值得拍摄的好电影。

1987年，加斯帕尔·诺埃夹着40分钟长度的电影炸弹《马肉》（Carne）进驻了戛纳电影节，拉开了他对社会宣战的序曲。《马肉》开始就是血淋淋的杀马镜头，诺埃采用了后来成为主流电影时髦的“主人公冷叙述法”（《天使爱美丽》的开场叙述），讲述一个马肉店小老板、一个面无表情、缺乏情调、内心封闭的屠夫，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过着枯燥生活。面对女儿越来越成熟的肉体他产生了无以自拔的欲望，最终他误以为女儿被人强奸而把屠刀插进了那个家伙的嘴巴。影片弥漫着压抑、干燥、冷冽的气息，画面始终弥漫着血污一样的红，一种暴雨过后阴沟翻滚的腐朽气息，一副肆无忌惮的颓废和末世色彩。奇怪的机位（经常切掉人的眼睛）、僵直的动作，影片除了少量从广播里传出的音乐，令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不断出现的沉重顿音，让人害怕和不安。 《马肉》在视听语言和社会批判上的直接性令人猝不及防、目瞪口呆。影片开始就明目张胆地写出“本片会让青少年观众产生严重的心理不适”等字样，这类对那些已走进电影院、坐在椅子上的观众毫无意义的警示，在他后来的电影作品不断出现，成为他独一无二的标签。他在电影中直接与观众对话，在《我企硬》结尾的暴力幻想戏之前，诺埃以数秒倒计时的方式请某些保守派观众提前离场。看这样一部电影，你不但会被导演的勇气感到不寒而栗，也会感到他就像一个玩世不恭、心思缜密的流氓，带着冷嘲热讽的表情从人性的最底层猛烈强暴这个世界，甚至还有几分幽默感。在西文中，“玩世不恭”与“犬儒主义”是一个词，它代表一种态度，而我们则经常把这两个词分开用，在中国似乎只有王朔身上高度集中了这两个词的共同含义，玩世不恭地一个都不放过。 《马肉》获得了戛纳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周奖，很多人劝诺埃拍一部《马肉》的加长版，于是他用了7年时间拍摄了《马肉》的续篇《我企硬》，走向了偏执狂的极限。1985年，他让他的爸爸在自己的短片里演了精神变态杀手，1997年，他自己在好友让·古南（Jan Kounen）的《太保密码》中客串一个卖土耳其烤肉的混混。诺埃与让·古南出现在一起并不奇怪，他们都是电影偏执狂，都对世界毫不让步，都疯狂尝试致幻剂，都拍摄出令人惊心动魄的画面。